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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为官之德，官德思想和传统的德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官员的选任。治国、平天下的最重要前提是修身、齐家。只有个人道德品质达到了为官的要求，才能被纳入国家择官范围。有的时候，对德的要求甚至被提到才的前面。《贞观政要》确立“以公平为规矩，以仁义为准绳”的择官准则，强调仁义道德在选贤任能中的重要作用，在提拔、任用官员时往往比较注重对官员的官德考察。此外，历代官员留下了大量的“官箴书”，其中主要是为政指南等内容，但也蕴含着丰富的忠义、孝友、俭约、谦让等伦理道德内容，对其他官员起到道德劝诫作用。吸收借鉴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智慧，有助于从道德上预防各种腐败风险，使为政者从内心深处廉洁自律、奉公守法。

  权力监督不完善，必然会造成权力运行失控、官员道德沦丧以致政风不正。虽然中国古代大致沿袭了大一统的皇权体制，但在皇权之下，官僚机构还是有明确分工的，形成了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。比如，历代监察机构及监察官员的设置，对行政权力形成了有效的制约。自秦汉以来，历代监察机构都自成体系，享有相对独立的监察权。魏晋以后，中央监察机构与各级行政机构逐渐分离，成为相对独立的权能部门，专门纠弹官员不法行为。各级监察机构在财政和人事等方面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，也不受本级行政长官的约束和限制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这种监察权力的纵向负责制，一方面可以制约监察者，促使其依法监察、秉公执法；另一方面可以使监察者尽量避免陷入人情纠缠，能够相对公正地依律进行监察，从而加强了监察效能。

  重视依法治吏是古代中国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。手中拥有权力的官吏有机会进行钱权交易、以权谋私，一旦整个官僚阶层贪贿成风，就会影响统治的稳定。所以，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非常注重惩贪饬吏、整顿朝纲。如汉律就曾规定官吏在行使权力的范围内，如果接受了其他官吏或百姓的饮食，就要被免职。唐代的廉政法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惩贪制度的代表，唐律中惩贪肃贿的法律规范非常细密，而且操作性强。唐律规定了“六赃”之罪，总共规定了50多项贪贿罪名。在赃罪的主体上，不只涵盖了各级各类官员，还将官员亲属、部曲、奴婢等同财共居的关系人一并纳入，只要这些特殊主体触犯赃罪，都要一体处罚。古代中国的治官之法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智慧，是我们今天进行廉政建设的宝贵历史资源。《人民日报》（2013年05月30日07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