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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闻背景：贪污腐败案件出现了“35岁现象”。最近6年，北京市西城检察院反贪局受理35岁以下职务犯罪案超过立案总数的12%，呈现涉案金额巨大，大案、特大案多等特点。

　　
危险胜过“59岁现象”
在披露的犯罪案件中，前些年见得较多的是“59岁现象”，而今却出现“35岁现象”。职务犯罪年轻化的趋势，怎不令人深思？
无论是“59岁现象”，还是“35岁现象”，犯罪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敛财、捞钱。59岁左右的人，在退休之前，容易产生最后“赌一把”的心态。可是，35岁左右的人，前途无量，理应好好珍惜，却玩起“火”来，让人很难理解。
35岁走上领导岗位，走上了人生政治前途的新起点。按理说，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把政治前途看得更重要，是不会随便违法乱纪、贪污受贿的。可是，由于教育、监督机制的缺乏，导致一些“少年得志”的人飘飘然，以为权力到手，就可以贪图享乐、为所欲为。抽名烟、喝名酒、穿名牌、开豪车……贪慕虚荣的他们随意触及法律的“高压线”，刚当领导就腐败，结果身败名裂，后悔莫及、欲哭无泪。
职务犯罪年轻化，一方面说明，目前的教育机制严重缺位。“金钱至上”、“等价交换”等错位价值观影响着一些年轻干部，严重败坏了党风、政风和社会风气。另一方面说明，对权力的制衡机制还不够完善，给官员贪腐留下可乘之机，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。
古人云：“且欲防微杜渐，忧在未萌，不欲方幅露其罪恶，明当严诏切之，令自为其所。”要防止“35岁现象”，必须从源头抓起，防微杜渐。对于年轻干部，要“扶上马”，还得“管全程”：从观念预防、教育预防、制度预防、监督预防和技术预防等方面着手，把他们列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重点对象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、堵住漏洞。否则，不仅“35岁现象”会不断发生，还可能出现“30岁现象”。

　　
腐败设防不必针对年龄
“59岁现象”被“35岁现象”取代，检察院拿出了数字，说明职务犯罪呈现年轻化的趋势。“××岁现象”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：贪腐偏好与年龄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，35岁、59岁左右的干部，贪腐偏好比较高。
研究贪腐偏好与年龄段的对应关系，现实意义并不大。对腐败设防，不论是重点还是细节，都应该落在有效的制度、科学的机制上来。一些干部晚节难保也好，职务犯罪渐呈年轻化趋势也罢，根本原因都与监督不力有关。
以目前的腐败与反腐败情况来看，立案查办数字与腐败的现实情况未必存在绝对的对应关系――不是所有的腐败问题都能暴露或者都能被查办。很多腐败分子都在潜伏，一是有些人善于潜伏，二是体制与机制上的某些原因给腐败分子的潜伏创造了条件。如此语境下我们以立案数字认定“××岁现象”，其科学性让人质疑。
很难说，人的本质中“恶”或“善”哪一个是与生俱来的。如果我们承认“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”、“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”这种道理，就该相信，任何人一旦拥有了这样的权力，都存在滥用和腐败的可能。如果监督是有效的，任何人想腐败都不容易。如果监督机制是科学的，任何特定人群或任何年龄段的腐败问题都不足虑，反之，30、40、50等各个年龄段都可能出现腐败高发的问题。
腐败问题的“××岁现象”，其实是个伪命题。所谓的“针对预防青年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”，不能不说是多此一举。如果我们对腐败犯罪的预防是有效的，又何须针对“青年干部”？如果总体性预防是无效的，“针对性”预防的“特效”又从何而来？
反腐败须务实，要力戒形式主义的“花架子”。